一顶灰色鸭舌帽，帽沿下躲着用黑框老花镜遮住的小半张脸——高满强在一位年轻人的搀扶下颤巍巍地走了过来。

　　本报记者面前这位曾经的正处级干部只有55岁，但5年的牢狱生活和出狱当天即欲置之死地的袭击，已经使他过早地衰老了。北京零下5度的寒风里，他看上去像一个风烛残年的老人。

　　他有点紧张地朝四周张望，然后沙哑着嗓子告诉本报记者：“我怕这里不安全，我们换个地方谈吧。”这位已经被吓怕了的老人，执意把记者领到一个隐蔽的小旅馆后，才敢讲出他认为是“被陷害的线年入狱之前，高满强是山西省运城地区驻京联络处副主任，正处级。

　　这一年初，山西一位记者入住运城驻京办下属的黄河大酒店，该酒店总经理就是高满强。饭间，这位记者向高满强讲起运城地区行署某些主要官员为获取政绩，建造庞大的假渗灌工程欺骗中央一事，高满强也连说这是“日哄人”（山西方言，欺骗人的意思）的工程。

　　此后不久，这位记者写了一份反映运城官员买官腐败、并用2．85亿公款建造假渗灌工程的材料。高满强借着做驻京办副主任积累下来的关系，把材料直接交给了办公厅的主要官员。1998年3月，主要领导作出批示，要求山西省纪委先行查处。高满强对本报记者说，当时他敢这样做，更多的不是出于正义感，而是“运城官场权术斗争的需要”，“但不管动机如何，当时反映的情况是真实的，我高满强是清白做人的”。

　　判决称，高满强在运城地区粮食局下属单位工作时，伙同他人伪造了一份军方文件，编造其入伍与提干经历。后高满强又谎称部队档案在其返乡途中丢失。从而骗得有关部门为其办理恢复干部身份的手续。正是在此基础上，1996年他被任命为驻京办副主任，后又升任至处级干部。判决书还称，他在驻京其间，非法私刻四枚公章。判决书像模像样地提供了十二份证据。

　　狱中，高满强自我勉励：“要好好活下去，要不停地申诉，直到公正到来的那一天。”

　　当时他的父亲已年届80岁，不停地为儿子赴京城；妻子被气成重病；高满强25岁的儿子高朝受到父亲牵连，被停止了工作，后重病不治身亡。

　　“当时高级法院的一些知情法官对运城中院不愿纠正错案的做法很有意见，他们决定直接提审我的案件。”高满强说。2002年7月，山西省高级法院为此案组成合议庭。有关主办该案的政法官员直截了当地说：“这明显是个错案，不能再把人关在里面了，先放人！”2003年4月18日，在山西省高院的无罪判决书下达前的8个月，高满强被先行释放。